文／Catherine；攝影／靖翎
本次永續人物誌專訪邀請到陳育青導演作客，採訪當天，導演一貫地背著那裝飾滿別針與吊飾的大背包，帶著在家自學的女兒一同蒞臨，我們從她和影像的關係出發，聊到上回於永續講座播映的作品《祝我好孕》，以及導演的其他議題紀錄片，進而探其作為紀錄片導演和社會運動參與者、記錄者的身份，並以此展望台灣的影像產業。
如果你想多了解《祝我好孕》，以及看陳育青導演談性別平權、女性生育自主權議題，歡迎閱讀永續講座「我的身體不是我的身體」專文。
▍藝術成為心情出口，通往自由
首先我們與導演談及她走上影像創作之路的契機，她說自己在國高中的升學主義環境中，特別喜歡接觸教科書以外的事物，因而對藝術、文學、電影產生興趣，認為這些「課外」事物是自己心情的出口，是那些年少不自由的抒發。於是陳育青開始學習美術與設計，培養美感與創意，後來才到法國研讀電影製作。至於為何選擇「紀錄片」作為主要創作類型，陳育青強調了紀錄片的「議題性」，認為它是個風格上藝術，但內容入世的媒介，她說：
「紀錄片用藝術的方式，呈現入世的社會議題，而我們紀錄片工作者就是關心社會議題，並呈現一定的藝術性。」
對陳育青來說，紀錄片是她觀察人的方式，透過紀錄片的鏡頭，她能真正平視每一個個體，並深入瞭解他們的故事。
記得當初收到陳育青導演的簡介就深深著迷，她如此寫道：
「主要關懷和創作方向為人權、人的處境、環境問題，希望以美學、文字、影像與各種媒材來實踐理想，現為自由影像工作者 。」
筆者深感「人的處境」一詞高度反映了創作者創作的參與性、反身性、以及其人文主義精神，對此，陳育青強調，她並不把「人權」視為一個具體、有固定意義的課題，而是不同藝術創作者的共同關懷之聚合。她也不是突然就關心人權或是女性議題的，她強調一切都是從小生長環境，乃至現今所處社會環境中的問題，讓她不斷自覺和意識到必要的改變，人的處境，和處境中的人，構成了一張人權的巨網，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在其中爬梳和自己緊密相關的問題，尋找出路，而即便於這張網中，每個人走的路徑不同，但大家的終極目的地和目標卻是一樣的——更好的人類生活。
▍記錄、記憶、參與：《公民不服從》與《太陽，不遠》
導演的作品中，除了《祝我好孕》觸及 SDGs5 性別平權，另外兩部作品《公民不服從》和《太陽，不遠》則以 SDGs10 出發，聚焦拍攝尋求公平正義的社會運動。談及社會運動，陳育青說：
「社會運動就是多知道，和在意自己以外的事，就像你看見門口有一包垃圾，你心裡就是會過意不去，最後動手撿起它——看見公共性的問題，去了解，並解決，就是社會運動。而社會上正需要這樣『多管閒事』的人。」
對她來說，社會運動不是遙遠高尚而不可觸及的存在，就是從每一個個體出發，去「管一些比自己再多一些的事情」，可以積極而不激進地「關心」。
紀錄片導演必然面臨其創作角度選擇的問題，陳育青強調，《公民不服從》和《太陽，不遠》分別呈現了她作為一位記錄者和參與者的兩種身份。拍攝《公民不服從》時，除了紀錄事件本身，陳育青將自己也放了進去，以呈現更完整的事件圖像和帶給觀眾更強的力道；而《太陽，不遠》的拍攝，對她來說，則相對是一個距離較遠的「參與」，當時許多片段是篩自不同人提供的素材，並非導演全部親自拍攝，她的個人參與意識比起《公民不服從時》減少許多，意在呈現更多的「觀察」和紀錄。陳育青也提及，不同的創作視角不只反應她嘗試以不同角度、觀點切入事件，也標誌了她人生的不同階段，比如在《太陽，不遠》的拍攝時，她同時必須帶著襁褓中的女兒接受相關採訪——創作與社會參與是鑲在生活中的。
▍紀錄片的完整「實踐」：《祝我好孕》校園巡禮
除了在《公民不服從》和《太陽，不遠》中作為社會運動參與者，在拍攝《祝我好孕》的過程以及其後宣傳，陳育青又成了一位議題倡議者以及溫柔生產推廣者，她分享創作歷程時說，一開始是溫柔生產的議題吸引自己，而在拍片過程中遇見的受訪者、相關專業人士、以及合作夥伴，均影響了她對議題的看法。因此對陳育青來說，拍這樣的紀錄片是做一個完整的「實踐」，她不是以理念宣教者之姿現身說法。而是為大家開啟觀看議題的另一種取徑，讓觀眾透過這樣的視角和立場去重新思考生產之於女性身體與大性別環境的關係。
「我有種使命感，但不是生育改革的推動者，只是有觀點的紀錄片工作者，希望透過我的紀錄片讓觀眾思考這些課題如何落實在現在的生活中。」
作為一個「有觀點」、「有立場」的創作者，導演也致力將紀錄片帶入校園播映，她提及因為政府的分級審查制度仍然是非常標準化、缺乏人性的機制，所以《祝我好孕》中的母親身體仍被劃入裸露的範圍，對此，陳育青感到荒謬，因此透過與學校老師商量、討論，讓《祝》進駐校園，並透過與學生們的互動，重新思考身體的「裸露」與自然展現的分野和意義。她說，在老師們有意識且謹慎的宣導後，《祝》在學生群體中達成不錯的播映成效，刺激了大家對女性身體自主、母親、生產的思考與討論。
▍形式背後的真誠與關懷：紀錄片的人文精神
最後，談及台灣的紀錄片產業與環境，導演強調自己作為紀錄片導演的宿命就是要在困境中找到出路，能拍紀錄片是辛苦但幸福的，那是創作者對權威與體制的溫柔挑戰。他們必須在得到的資源與資金中找到自己的「空間」，意即保有獨立性與批判性的創作空間，那便是紀錄片最包容的視野，以及創作者最寬廣的維度。
「紀錄片啊，看來看去還是形式背後的真誠，以及人最素樸的關懷最打動我，所以希望自己也能拍出給觀眾這樣感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