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文字／翁皓怡；攝影／劉冠旭
今年度熱門國片《流麻溝十五號》改編自口述歷史報導書《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作者曹欽榮不只是轉型正義研究者、人權推廣者，還曾參與許多台灣人權博物館的設計。本次人物專訪試圖從「地域」與「空間」出發，透過不同媒介、跨時空的「重訪」，回到綠島「流麻溝十五號」遺址，於彼回應臺灣轉型正義、紀念地現況，拓展、回應，和補足書籍、電影之可能不足之觀點。
▍重訪之必要：透過對一地新的想像與歷史對話，並處理現世
曹欽榮表示，其書《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從田調階段至訪談，前前後後十餘年，「已經數不清重訪綠島幾次了（笑）」！他強調透過一次次拜訪當地，除看見自然環境地貌的變遷，更見人文層面的不同。「一直以來對受難者的資訊大多來自書籍、資料，但你其實必須去到當地，去接觸人，去認識他們，看看時間過去後，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麼」，曹欽榮強調人與空間、土地的關係能被置放於歷史時間長軸上，田調因而更顯重要。
關於田調具體內容，除了必須了解當地自然環境，做現地動植物調查，也因為綠島觀光業盛行，每年暑假都有遊客潮，所以要對這些遊客做深入調查。透過了解自然環境現狀與變遷，能去想像受難者在當時的時空如何生存下去，而對現今觀光業的洞察，則能讓人思考——如何向現代人訴說歷史的創傷？如何將歷史時間置入事發當地的空間，在異時同地傳遞過去的故事？而這些問題正是轉型正義的博物館和遺產／遺址被賦予的價值。
如此一來，轉型正義紀念地與遺址，便成為連結歷史與現代的窗口、途徑。而重訪這些地方的意義也必須具備現代價值，曹欽榮強調「必須（對地域）有新的想像，才能處理『現在該怎麼辦』的問題」，比如他提及的綠島生態旅遊，結合在地生機與永續、環境保護觀點，自然與人文歷史均能在「遺產」的時空交織概念下，豐富此地觀光業，而故事則透過此產業傳遞下去。
▍威權？人權？紀念地的「質變」與博物館「軟實力」
言及遺產，綠島等轉型正義人權紀念地，與曾經的威權紀念場域之關係，該如何被解讀？兩種意義不同的「紀念」如何共存於現世？對此，曹欽榮強調了紀念地的「質變」，以及發展台灣博物館軟實力的重要性。他強調「比起直接破壞與拆除（中正紀念堂），不如想，怎麼透過內部展覽開始改變，有一天它能成為一個人權博物館（⋯⋯）與現代人對話，滾動地往前走，邀請現代人走進去認識過去」。由此，我們亦可思考人類「紀念」行為的意義轉變，從純粹的緬懷，到一種對話，更甚至和解，紀念地於焉能成為一個人們討論過去、現在、未來的平台。
紀念地的質變概念，與前文提及的「重訪」有相似妙趣，皆透過進入一歷史地域或空間，召喚已逝的時間，並在現代的時空，重新賦予其意義。對此曹欽榮分享了他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第三中隊展示區（蠟像館）親眼見證的道歉與和解——一對曾任職於情報單位的夫婦向他身邊的受難者陳孟和先生致意、致歉，雙方平和握手。
「那個男性就（對陳孟和）說『我們夫妻在此和您道歉，以前我們可能有做對不起您的事』。我當然好奇陳孟和什麼心情，他就說『（台）總統道歉我都沒什麼特別感覺，他的道歉卻特別有感覺』。我想因為他（道歉夫婦）就在現場，並且是主動的。我於是想，這樣的故事是不是能夠作為（轉型正義）和解的重要的啟示？而這樣的故事在紀念地最容易發生，因為來的每個人的先備知識、偏見、既定成見，都會被衝擊，然後會重新去思考，不論你是站在哪個立場。」
曹欽榮以此強調，紀念地的神奇和重要價值就在於，它對不同個體的情感衝擊，帶出了和解的可能。
▍電影的缺失，用大眾討論補足
最後，關於口述歷史報導書籍被改編成敘事電影《流麻溝十五號》，對於電影可能的歷史觀點之侷限，以及簡化個體立場複雜性的問題，曹欽榮回應，作為原著作者，以及相關領域研究者、人權推動者，他能看見電影有很多不足，但更關注也肯定它所激起的，不論正面或負面的大眾討論。他認為，在處理轉型正義議題時，「個人故事免不了，但集體記憶是什麼？這個挪動就要靠社會去累積辯證」。關於角色與人物厚度被「再敘述」的口述歷史紀錄或是電影編劇簡化和扁平化的可能，曹欽榮則強調希望讀者、觀眾以辯證性角度去看，例如其書中五名受訪者，或是改編為的三位電影角色之「冤枉」與否，以及我們習慣非黑即白地劃分「匪諜」、「英雄」、「冤枉者」的身份標籤，這些可能是歷史「再敘述」潛藏的危險，必須小心。「再來就是，轉型正義的最深層和解還是同理心，想辦法去掉黨派與意識形態偏見，去直接面對人，去關照對方受的苦，也是重要的課題」，曹欽榮笑言。他將這部電影、自己的書籍視為媒介，並肯定那些循之而拓開的大眾面對歷史的多面性。或許更重要的是在眾聲喧嘩的討論裡，嘗試找到個體與歷史對話的位置。
▍筆者後記
猶記在採訪開始前，曹欽榮老師仔細地紀錄並一筆一畫寫下我與同行攝影師、紀錄編輯的姓名在其筆記本上，爾後訪問過程中，在每一次敘述不同受難者故事時，他也多次強調了他們的姓名，這使我想起了哲學、藝術史學家丹尼爾・赫維茲（Daniel Herwitz）論南非轉型正義時曾寫道：
‘Crucial to the memorialization of Ahmed Timol is an attempt to repair the past by deference to the future: by giving his name a life in the future’ (Herwitz 539).
（按譯：紀念 Ahmed Timol 的關鍵是試圖通過對其姓名在未來可能延伸意義之重視與敬意，亦即——賦予他的名字第二個生命，來修復過往創傷。）
不論是曹欽榮書籍中的五位受訪者，還是他所記得並不斷替其訴說故事的受難者，抑或紀念地碑刻上的無數姓名，其重要意義除在紀念過去，更是在現代時空創造新生，它們在社會不斷積累的辯證和回聲下，從個體轉而為集體印記，並連結歷史與現世。
而對曹欽榮來說，紀念地與博物館具有相同意義，它們在因社會關注、討論而形成的「質變」中，被解構、重構，場域中的時間性、歷史價值於焉被提煉。
如果你想閱讀更多有關人物專訪的文章，你可以參考以下連結閱讀下列文章：